这几年，每当有人问起黄英男在哪个单位就职时，她总是一笑，然后说“没工作啦，现在正在做件自己想做的事儿。”她这个回答总让人好奇，这位怀抱理想充满激情的优秀前媒体人，又曾供职于一流互联网公司，拥有如此优秀的职业履历，怎么突然变成了“没工作的人”？

“如果你把工作定义为一个为通过为其他机构提供某种服务以获得物质回报概念的话，那我的确是没工作了，但如果把这个概念聚焦为通过劳动换取生活所得，那我还是有工作的，而且最让我觉得幸运和满意的是，我现在做的是我其实已经梦想了很多年的、内心真正热爱的事，还能为自己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黄英男进一步解释。

2013年之前，黄英男的职业履历全部在新闻媒体，无论是《香港文汇报》还是《京华时报》，黄英男投身期间之际，正是传统媒体影响力如日中天之际，作为先后报告过教育、时政等领域的记者，黄英男曾以为自己一生的职业选择就是奔走于社会各处，将真实的世界告诉他人。

但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她这个坚定的信念突然有了一丝改变。

“那个改变倒不是我应不应该做记者，而是我突然思考，什么样的行动对社会进步更有价值，好象写字不再是唯一的方式了。”黄英男回忆。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毕生难忘的事件，近7万人在地震中丧生。地震期间的各种信息让黄英男突然开始思考，是写字“有用”还是去具体的做事情“有用”？

这个思考在她不久后的采访方向上也获得了回应。

由于汶川地震带来巨大的次生灾害，灾后救援持续数年，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力量成为支持灾后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类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中国大地上，2008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公益元年”。

大概在2009年底，黄英男在一次采访中无意与中国最知名的公益项目“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结识，在听过徐永光一次演讲后，黄英男对“做什么能真正有价值”的问题似乎在这位充满社会理想老人的行动中找到了答案。公益，或许是个方向。

从这个起点开始，黄英男开始了持续关注公益领域的发展进行报道，并因为其专业深入的报道，很快成为中国公益领域知名记者。

2013年，不满足于“写”的黄英男决定去行动，她先后在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公司从事企业社会责任工作，负责设计执行利用企业的先进技术和资源去解决社会问题，“互联网公司带给我很多创新和充满希望的体验，我特别喜欢先进的技术、喜欢看到懂技术有热情的年轻人们思考社会问题，互联网公司的经历可以说给了我很多这方面乐观的鼓舞和力量。”

但优渥的工作并没有让黄英男产生持久的激情，“我当记者时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我觉得很多投身改变社会的行动者的经历和行动不能被报道进入公众视野，原因很简单，报纸的版面是有限的，公众的关注度更多聚焦在热点事件和知名人物上，而对于改变社会这件事，他的显性速度不够快，甚至‘不够刺激’，所以这些人的经历无法被记录下来，我那时就想有一天去记录他们。”

这个想法在黄英男的心里从未破灭，互联网公司虽然让她学习经历也体会到了新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神奇力量，但“人”仍然是她更为关注的目标。

20018年，黄英男毅然决定辞去互联网公司的工作，远赴美国，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那里有成熟的口述史项目和丰富的可供观察的社会组织。”

2019年，回到中国的黄英男开始了“自雇”生涯，一边通过写作挣稿费谋生，一边为全职做口述史进行准备，在与一位多年前有同样志向的同行也是好友的共同策划下，两个人的第三部门口述史项目在2021年启动了。

“我们聚焦那些通过民间的力量、通过构建民间组织专业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人物记录，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有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齐头并进才可以持续健康的关照到不同维度的社会和人的需求。而这些从民间生发出的力量，既为每一个个体提供服务、关爱等社会支持，同样是帮助每个个体成为一个国家、社会积极建设者的助推器。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记录，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力量和行动。”黄英男说。

“本来我只是想我做其他工作养活这个项目和我自己，但没想到我们的想法居然获得认同支持，现在这个项目可以养活我，我从来没梦想过自己发财，钱挣多少最理想呢？我觉得够用就行，现在我的收入就够用了。这想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吧。”

问到黄英男这个项目的执行周期是多久，她笑着说：“终身，一直做到我做不动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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